因为存在差异所以需要沟通
前一段，媒体上有两条消息让我看了有些莫名惊诧。一条是8月13日，在北京观看奥运的比尔·盖茨抽身来到香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十周年创新论坛”上发表了《未来10年的创新》的演讲，他认为很多人低估了未来的机器人，这些新科技将以比我们想象快得多的速度来到身边，比如十年后大家可设置一个属于自己的电视台。另外一条是，路透社因8月10日将一条《中国体操女队无缘决赛》的新闻放在其英文站上。12日，路透社在站上发表声明致歉。声明承认这是一条假新闻，路透社已在全球资讯系统内删除此稿，并向广大读者致以诚挚歉意。我看了这样的消息，所以会惊诧，有两个原因:首先，在国人心目中，媒体是“喉舌”，所谓“公器不可私用”，又怎么可能“十年后大家可设置一个属于自己的电视台”呢？其次，既然是路透这样著名的媒体，又怎么会制造“假新闻”呢？制造“假新闻”不是一家有公信力兼具“喉舌”功能的新闻机构的正常状态。这种惊诧所以会产生，其根源应该在于我们跟西方在理解“媒体”这一事物时，存在着根本的偏差——也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要知道，中国近代报纸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宣传当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于1874年创办我国第一份*论报纸《循环》的王韬，明确宣示其办报宗旨是“借立言”，即通过报纸来宣传变法自强的主张。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则主张立官报以统一思想，希望利用官报的宣传来控制舆论、统一思想。基于报纸宣传功能的理念，梁启超所开创的“时务文体”也有明显的感情介入。新闻传播要恪守真实客观原则，尽量避免作者感情的介入，而为了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维新派所创办的报刊则常常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在报道中发表自己的意见，随时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及至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可以说，中国新闻事业的初始状态就是自觉以“宣传”为定位，以“宣传鼓动”代替“信息传播”。而在西方，“宣传”(propaganda)一词是一个遭受鄙弃的字眼，是强制灌输、强迫接受、相互攻讦的代名词。在**报刊时期，资产阶级**之间利用报纸无原则地对对方谩骂诋毁、造谣中伤，这就使“宣传”和报刊一起成为不受欢迎、令人生厌的东西。在商业性大众化传媒出现后，新闻从业者自然以“不从事宣传”标榜，表示同“宣传”划清界限，而用“传播”这种说法代之，坚持以新闻为本，独立报道。所以有这种不同，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是因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差异。西方文化的内核是崇尚自由、重视个体，主张个人对社会的和国家的独立地位；中国重人伦的传统文化与此截然相反，中国的人伦整体观念侧重集体观念和国家精神，主张整体对个人的超越性。因此，中国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素有济世情怀，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也多以维护社会道德、正义、伦理为自己的使命。这种思想，不仅影响着我国文人的价值取向，而且对文章功能也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如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载道”思想。这种过分强调文章教化功能的传统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之，受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西方新闻工作者至少在理论上强调的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出人们所急需了解的信息，否则，无论怎样宣传教化，也非新闻工作者的本分。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对媒体理念上的差异，所以，中西方人士在对媒体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方面，才有这么多截然不同的看法。总之，除了体制上的差异所造成的报道差异外，中外在媒体的社会功能、新闻价值上都存在差异。只有正视这种差异，加强沟通，才有可能在彼此交流中理解对方尊重对方，达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