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夜厚厚一层霜飘落在屋顶和车顶，仿佛空屋或是繁忙居屋里的尘埃。我清理着书架。桌上堆放着纸折的飞机、鸟、和海中哺乳动物，还有和祖父母及笔友往返信笺、字典、目前喜爱的录音带、铜板、邮票、各种的拼图、笔记本、杂志，以及百科全书，各种最新、有趣话题的书册----澳洲的有袋动物、恐龙、英国的国王皇后、蛇、武器。这群毫无章法的学者，仿佛狮子一样把最精美的食物摊在一起，现在却丢开手，跑到屋外去了。
隔夜的霜让我那些学者般的儿子们兴奋异常，顾不得戴手套和帽子就冲了出去，以迎接越过山顶落在我们屋子东侧的第一道阳光。他们的第一个发现是，我们实验水塘上一层薄薄的冰。我们把一个塑胶盆摆动在旧的木桶里做出这个水塘，准备天气暖和时用，目前里面积着污水。他们把冰打成各种大小的冰块，像曾祖母的水晶一样小心翼翼地拿着，捧进来放在冰箱，以备不时之需。
戴上手套和帽子后，他们把车子等地方的霜刮下来，堆成一堆，在上面滑行。听着他们的笑闹声，我不禁露出一丝笑容。过去三年里无数个早上我的笑容无不牵强，甜中带苦。想着如何把他们抓到屋里做数学和拼字练习。今天早上我的信念却十分坚定：他们和往常一样是在工作。他们在学习天气，吸收早春的气息，体验3月初的早霜和12月的清晨有何差异。3月这个特别的清晨已经编入他们生活的彩绘布料里。一些比我勤奋的父母也许会把这个叫做“自然科学”的课外学习活动。我懒得理会这些标签式的名词。我的儿子不去学校上学，同样地，在家里也不用上课。
过道上砰砰的脚步声预告着他们的到来。我9岁的儿子杰弗里带着一股冷空气冲进来，一路冲到工作台去，一副任务在身的样子。冷空气赶走我的沉思，挑起我的好奇心。
“怎么啦？”我问道。
“嗯，我们要修理东西。”
“哦，修什么？”
“那些信箱，你看信箱都往后弯了，我们要把它们扳回来，用木板撑着。”
“好像不错嘛。”
“只是有一块板子破了，要换过，所以得找些钉子。”
“找到了没？”
“找到了。”他说着晃晃口袋，冲出门外。
我们和两个邻居的信箱钉在一块木板上，依次绑在一根柱子上。这几个月来那根棍子一直像是个拳击袋一样晃来晃去。邮差也许会责怪我们没把柱子修好，很想揍我们几拳吧。只听到一阵铁捶打着木头和钉子的声音，然后我被叫出去检视他们的工作。我拉紧身上的毛衣，看到太阳上升，热气已经吸干了屋顶周围的霜气。舒展的紫丁香叶在阳光的照佛下仿佛打上一层蜡，闪闪发光。信箱的柱子再次站得又挺又直。
今天早上这些男孩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他们找到应该修理的东西，自己评估该做的事项，自己找材料，完成自己订下的工作，完成了一件对我们邻居、邮差和我们家庭都有助益的事情。
3年前，我们在不完全了解的状况下，一头栽进了在家教育的工作。之前我读过一些相关的书籍文章。作者中有实行在家教育的人士，也有鼓吹这种做法却没有孩子的教育人士。反正就像一般的父母工作，自订计划，偶尔靠些外力支持下去。那也许是一些书本文章，也许是一些把孩子送到学校去的好朋友，还有偶然遇到的一些陌生人。他们真正看到我、我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
让孩子离开学校留在家里，这个决定一点都不难。我们对杰弗里所上的私立幼儿园不满意。他大胆独立的个性和学校的理念所塑的生活模式格格不入。看到都是努力把他塞进那个模型里，让我心碎。当时我以为他们一定是对的，只要稍做修正，杰弗里一定可以适应。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决定有点仓促。我突然明白，这永远行不通，杰弗里永远无法适应，而我爱的正是他的特质。
我开始找寻社区里的公立学校，这些学校不但开放注册，而且有数种“另类”学校，每一所都有独特的取向，有专门教授外语的，有加强艺术课程的，有重沟通领导技巧的。但是我儿子抽签都未抽中。剩下来只有正规学校，这些学校似乎又太正规了。我认为在一个班级学生超过二十五个，每个孩子各有所需各有所好的环境里，绝对无法把我的孩子当成独特个体教导。
以前这个决定看似很轻易，一直到最近我才感受到压力。这个压力倒不是包袱，只是压力迫使我放下一些想法和期待，减轻不少的负担。我不再认为有些课程孩子非学不可，或者一定要用特定的方式去教他们，或者必须教他们一些规则。这些想法让现实生活支离破碎，使得教育脱离经验。教育是一种学习，应该是随时进行的。我看到孩子经由赚钱和买东西，或者问问题，学会了基本的算术。十亿等于多少个百万？一分钟、一小时、一天、一年各有多少秒？一光年等于多少英里？帝国大夏比自由妇女神像高多少？杰弗里不是经由课本、发音练习等方法来学习阅读，而是我大声朗诵，让他决定阅读的内容。读了他认为有趣有价值的书后，他会问许多问题，然后加以整合。
不再相信只有学校才能提供学习机会以后，我开始信任孩子，尊重他们的选择。相信需要做的事他们会去做，每天每个时刻只要是需要学习的，他们都会去学习，也许是做白日梦、练钢琴、和朋友游玩、在车道上打篮球、看书阅读。
然而有时候我还是会感受到在家教育的压力。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会不会太长了？我的看法清楚吗？毕竟还在实验阶段，这个做法会不会太激烈？有没有所谓正确的做法？我们的做法对吗？我必须学习相信自己，像我学习相信孩子一样。
我的小儿子埃里克和我在下国际象棋。我们两人棋艺相当。埃里克下棋通常敏锐有余细心不足。今天他精神恍惚，丢了一些重要的棋子。这时候他哥哥杰弗里注意到我们的发展，以为埃里克不但需要而且也想要他帮忙。杰弗里怂恿埃里克使用他的策略：保护你的国王----天啊，也别放弃皇后！接着索性帮埃里克下起来。埃里克对他不请自来的跨刀帮忙欲拒还迎。最后，情势逆转，我赢了这盘棋。
埃里克哭喊着责怪杰弗里害他输了这盘棋。杰弗里胆怯而毫无悔意地反击。两人恶言相向。我实在看不出这场冲突会有什么正面影响力。杰弗里看到自己在语言上占不了上风，决定出手打埃里克的肩膀，一决胜负。
我迅速采取行动，命令杰弗里暂停。让大家冷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两个男孩又一起玩乐起来，完全忘了下棋比赛这一回事。但我花了较长的时间才平静下来。
我继续思考，两兄弟长时间相处免不了情绪冲突，我是否要接受这样时好时坏的关系？毕竟，他们有许多时间单独相处，兴趣、活动、行为和情绪都有种独特的依赖性。即使我设法保持距离，让他们去处理自己的冲突，我的生活难免还是会受到影响，让我在情绪上精疲力竭。
那么在他们处理应对技巧出问题时，我的角色又是什么？以下棋这个个案来说，我是否该在开始就采取行动探索他们的感觉？杰弗里参与棋赛是不是想和我们交流？他是不是有被冷落的感觉？我永远无从得知，因为我没有问。埃里克是不是对自己的能力信心不足？杰弗里的干预间接表示埃里克的棋艺不佳。我赢了棋赛使事情恶化。但我还是永远无法确定是否如此。显然我错过了发问的机会，没有把问题提出来公开讨论，结果让问题加剧恶化。如果有机会，埃里克会毫不犹豫吐露他的感受。但只要问得有要领，还是可引出涓涓细流，虽然很少转为大水，但仍可清楚看见水流的方向。
我愤怒地问自己，事情为什么不可以简单些。我想到早上起床时，我用棉被盖着头，希望这样耗下去，孩子们会出现在秩序井然的课堂里，接受他人的管教……这时候我提醒自己，你们现在学的内心情感的风景正如地理上的山川湖泊。在学校里，大部分的人心有如未经勘探的地理，因为时间根本不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最充分的时间来探索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在附近一家百货公司闲逛时，我不无疑惑的看着减价桌上的物品。女人不必带孩子时，是不是都做这些事？我现在不是一个人。埃里克在10英尺外的幼儿托管处，看着迪士尼录影带，徘徊流连不忍离去。不过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人。
“你真的一个人吗？”
“我讶异地转过身来。原来是我的邻居劳里。我想我演得不错。”
“不，埃里克在那里看录影带。”我指着幼儿托管处说。
“你看起来好像很悠闲。”
“今天不是。” “可怜的女人，你有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我支支吾吾保证我有自己的时间，然后相互开了点玩笑，接着她离去继续采购。我浏览了架子上一排排可爱的婴孩衣服，这些我早已用不上。劳里在中学兼差上课，她也有两个孩子。一个小孩子上一年级，一个在托儿所待到下午3点半。从她柔软苗条的身材，可以想见她对保持身材十分热中。所以她如果觉得我的生活被绑住，一点也不足为奇。有时我也会想像孩子留在学校，也许我就可以恢复20岁时的杨柳般身材----就像劳里一样（不，我的时间一定会花在打理家务和读畅销书上）。
我采购完毕，接了埃里克，然后去杰弗里的钢琴老师那里接他下课。内心交战，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做法没错，另方面又觉得遭到了误解。
一个母亲带着学龄的孩子在家，这代表着什么呢？我怎么理清自己的角色？和我陌生的人多半认为我有着对人的耐心。在稍纵即逝的满足感背后，我必须承认，我的耐心比一般母亲大，并不因为我是圣人，而是我们的时间表较为轻松而有弹性。如果要我9点钟打卡，准时做午餐，送两个孩子上校车，午餐时跑腿打杂，谨守4个时间表等等，就不会有人觉得我是个有耐心的人。
有人认为我有圣人的行径，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生活，这种想法真是让我畏怯。其实我只是在家里仿效学校的工作。我不是教师，对孩子来说，我比较像个催化剂，鼓励他们去探索发现，和他们讨论一些想法，回答每件事大堆的问题，只要不引发更多的问题就好了。同时我会找机会让他们透过“田野旅行”，参加运动等集体活动，去培养他们的兴趣。我支持他们保持自我，做自己的事。我是他们的顾问、朋友，还有不论任何情况，都是他们永远的母亲。
除此之外，我自己的形象相当模糊。如果有一天没有为孩子朗诵或加入他们的活动，会觉得一天都不完善。然而我正在学习创造并维持自我形象，其中一个角色是一个在家教育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候大刀阔斧，有时候小小调整；我为自己清理出一些空间，这个时候我是作者、园丁、厨师、社会活动活跃分子、排球运动员，同时也是个终身学习者。
思考作为一个在家教育的母亲这个角色，思考心理和身体空间的问题，我不时会渴望可以和家人分享，同时又把家人维持在自己生活的中心。拥有自己的事业，至少拥有一份有收入的工作，这已经成为女人的准则。女权运动赋予我的选择机会，许多是我母亲从未想到过的。我的选择表面看来，虽然好像把自己丢到落后的状态打转，事实上和邻居那些职业母亲一样，我也参与了女权运动。在我选择的范围还是有无尽的可能性，从在家教育开始并结束。
我再次从挺立的信箱拿取邮件，停下来和邻居聊天。黛安娜有4个小孩，11-17岁。我们谈着谈着，黛安娜告诉我，她刚去参加一个丧礼，死者22岁，春假期间出车祸过世。
“你必须花时间和他们相处，”她说，“要认真着他们的眼睛，去了解他们，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也许这是最重要的理由。”事情永远无从预测，所以我们一起待在家里。每个时刻都像是沙滩上的沙，每次只能拿起一撮。不论我的人生是什么，毕竟我花了时间和孩子相处，了解他们，把他们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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