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DS的前72个小时使用连续神经阻滞和俯卧位等疗法可以提高成人的生存率，结合低潮气量被认为是一线疗法。但是在儿科领域，数据却不够明确，虽然某些辅助疗法被认为可改善儿童的氧合，但是对临床相关结局的影响仍然是未知的。此外，继阴性试验之后，诸如成人高频振荡通气等疗法在成人实践中已不受欢迎，而儿科观察数据也质疑这种疗法在儿童中的实用性。在着手进行儿科的更多对照试验之前，至关重要的是，要更好地了解有关早期PARDS中使用辅助疗法的现行做法。
最近，在全球个PACU中进行了儿童ARDS流行病学研究，收集临床数据来描述PARDS前三天的辅助疗法。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提供关于PARDS常见辅助疗法的早期使用的现时数据，为未来研究提供框架。
方法：
这是PARDIE研究计划中的次要研究：PARDS是一项大型的国际性横断面研究。PARDIE由来自27个国家的个重症监护病房的个站点组成。本研究包括PARDS的前3天中的各项临床数据收集，已获得当地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的批准，和洛杉矶IRB医院的批准。在年5月至年6月的10个非连续星期内，对每个站点进行了为期5天的前瞻性筛查。如果患者符合PALICC(儿科急性肺损伤共识会议)PARDS标准，则符合资格。由于PARDIE仅招募了新的PARDS病例，因此必须在注册后24小时内符合资格标准。如果受试者在心脏手术围手术期或患有活动性围产期肺部疾病，则将其排除。
收集的数据包括每天（日期）：器官功能衰竭（小儿器官功能障碍Logistic评分[PELOD]评分2分），升压药用量，体液平衡以及PARDS诊断后的前3天使用辅助疗法的情况。我们调查了辅助疗法的使用频率，包括持续神经阻滞（cNMB），专门用于PARDS的皮质类固醇，吸入一氧化氮（iNO），俯卧位，高频振荡通气（HFOV），体外膜肺氧合（ECMO），前列环素，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和β受体激动剂。医院水平的因素，以确定这些辅助疗法的选择和使用顺序之间的关联。假定与辅助治疗选择有关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入院来源，疾病严重程度，合并症，PARDS类型（直接或间接），地域经济差异，氧合/PARDS医院相关特点。
统计分析
汇总数据并检查分布。结果以频率表示，类别变量以百分比表示，连续变量以四分位数间距（IQR）表示。将分类变量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比较各组的p值，并进行事后Bonferroni校正，及组内比较。非参数使用Mann-WhitneyU检验比较连续变量。统计显著性差异设为p0.05。用SPSS22.0进行分析。
结果
研究包括来自个中心的名受试者。最常见的疗法是吸入β受体激动剂（占患者的47％），cNMB（占31％）和iNO（占13％）。使用β受体激动剂与先前存在的肺部疾病（p0.）和入PICU前使用慢性呼吸支持有关（p0.），并且可能是许多儿童的家庭用药。而且，与其他的随着PARDS严重性增加而增加使用的疗法相反，β激动剂被频繁地、非特异性地使用，与PARDS的严重性无关；低于1％的同类群组使用前列环素和表面活性物质。由于这些原因，故将β激动剂，前列环素和表面活性剂排除在进一步分析行列之外。
剩下的六种辅助疗法是cNMB，专门用于PARDS的皮质类固醇，iNO，俯卧位，HFOV和ECMO。在诊断PARDS的前72小时内，超过一半的患者（n=，占55.3％）未接受这六种疗法中的任何一种，而名患者（24.0％）接受了一种疗法，75名患者（12.0％）接受了两种疗法，39名患者（6.3％）接受了3种疗法；11名患者（1.8％）接受了4种疗法；4名患者（0.6％）接受了5种疗法。表1显示了在PARDS的前72小时内接受了至少一种辅助治疗人群分层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接受肺部辅助治疗的患者和未接受肺部辅助治疗的患者，医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地域，国家收入，合并症或疾病严重程度之间没有差异。
PARDS开始辅助治疗的时间和严重程度
在PARDS诊断的第一天，除HFOV和ECMO以外，大多数患者接受了辅助治疗。随着PARDS严重程度的增加，辅助治疗的使用也有所增加，除皮质类固醇激素外，所有辅助疗法的使用均与PARDS的严重程度有关，在患有严重PARDS的儿童中最高（表2）。在PARDS诊断的前三天，除HFOV（p0.）在PARDS诊断的第一天利用率最低之外，每种PARDS患者的辅助疗法的使用率均保持一致（表3）。
有严重PARDS的患者更常使用辅助疗法，但开始治疗当天最差的OI中位数存在差异，HFOV从最高OI中位数开始，而糖皮质激素从最低OI中位数开始。有趣的是，ECMO的起始OI中位数比俯卧位，iNO和HFOV低。
个体和联合疗法
在PARDS的前三天内，cNMB是最常用的治疗方法（n=，31％）。尽管通常将其用作唯一的辅助疗法，但它经常与其它辅助疗法结合使用，尤其是iNO和HFOV（图E1a）。在评估接受和未接受cNMB的患者如评估表1中的所有危险因素时，接受cNMB的儿童的初始PRISMIV和PELOD2得分较高（表E1a）。他们不太可能是白种人（54％vs64％，p=0.）和患有潜在的神经肌肉疾病（10％vs22％，p0.）。没有其他临床或人口统计学因素与使用cNMB相关。
队列中13％的人（n=81）使用吸入一氧化氮，它很少用作单独的辅助治疗，经常与cNMB联合使用（图E1b）。接受iNO的患者比未接受iNO的患者具有更高的初始PRISMIV（p=0.）和PELOD2（p=0.）得分，并且与潜在的合并症相关（p=0.）。具体而言，早产儿（26％vs17％，p=0.）和先天性心脏病患者（21％vs10％，p=0.）更多接受iNO的治疗。地理区域和收入与iNO使用无关（图3）
10％的患者（n=64）使用了专门针对PARDS的皮质类固醇，通常是唯一的辅助疗法（图E1c）。接受类固醇激素治疗的人更有可能是患有潜在的慢性肺部疾病者（50％比26％，p0.）和先天性心脏病患者（22％比10％，p=0.）。其余的临床和人口统计学因素均无统计学意义。
10％的受试者（n=63）使用了俯卧位治疗，并且60％的使用俯卧位疗法患者也同时接受了cNMB治疗（图E1d）。多种临床和人口统计学因素与俯卧位相关（表E4）。那些倾向于俯卧位治疗的患者更年轻（p=0.），更可能是西班牙裔（p=0.）。患者更有可能是从住院楼层收入PICU（p=0.）。俯卧位与入住重症监护病床相关，病床中位数[13（IQR3，20）vs24（IQR18，40），p0.]以及每年住院次数更少（p0.）。与那些没有俯卧位的患者相比，那些俯卧位的患者不太可能在具有24小时监护单元（p=0.）或具有ECMO（p0.）的病房中接受治疗。同样，从目前的热点图可以明显看出，与欧洲，中/南美和中东/亚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相比，北美的俯卧位疗法使用较少(p0.)，图3。此外，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俯卧位疗法的使用率也较高（p0.）。俯卧位治疗患者的初始PELOD2评分较高（p=0.），俯卧位治疗更常用于直接PARDS患者（p=0.）。对于具有潜在神经肌肉的患者极少会接受俯卧位治疗（p=0.）。
HFOV被用于队列中9％的患者，很少被用作唯一的辅助疗法。它经常与cNMB或iNO联合使用（图E1e）。接受HFOV治疗的人不太可能是高加索人（p=0.），更容易从住院楼层里收住入院（p=0.），同时不太可能进入具有ECMO计划的机构（50％比74％，p＜0.）。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来自北美的患者使用HFOV的频率较低（p0.）（图3，表E5）。来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试者接受HFOV治疗的比例高于未接受HFOV治疗（24％比12％，p=0.）。接受HFOV治疗的患者的初始疾病严重程度得分更高：PIM3（p=0.），PRISMIV（p0.）和PELOD2（p0.）。一般而言，合并症的出现也与HFOV使用无关。但是，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出现合并症与HFOV的使用增加有关（p0.）（表E5）。
有十九名患者（3.0％）接受了ECMO治疗，这种情况很少在刚开始便单独用于治疗（图E1f）。它通常与cNMB，类固醇和iNO结合使用。动静脉ECMO治疗13例，静脉ECMO治疗6例。ECMO治疗的患者年龄更大（7.3岁vs3.5岁，p=0.）。对于接受ECMO治疗的患者，趋势是在较大的机构中，病床位数中位数较高[32（IQR23，40）比23（IQR15，40），p=0.]，并且与未接受ECMO的人相比年度床位数更高（p=0.）（表E6）。尽管未达到统计学差异，但所有接受ECMO治疗的患者有90％来自北美。且都是高收入国家，以及具有较高的PRISMIV（p=0.）和PELOD2（p=0.）初始评分。尽管没有潜在的神经肌肉疾病患者接受此疗法，但合并有任何合并症均与使用ECMO无关。（p=0.）（表E6）。
开始治疗的顺序是可变的。在前3天内，使用多种辅助疗法的人数略有增加；但是，没有一种易于识别的联合或使用顺序模式。表E7详细列出了每天使用PARDS的特定联合疗法。
讨论
在这个国际性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PARDS儿童早期使用辅助疗法很常见，几乎一半的队列在开始的72小时内接受了至少一种疗法。辅助治疗随着PARDS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与成人数据相似。但是，PARDS使用了许多没有证据表明通常会对成人ARDS有益处的疗法。对于PARDS的前72小时内使用这些疗法的